张福生先生展示《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
我这里有个材料《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是年8月第一次修订稿，我办公室的老同志赵蔚青先生参与过这个计划的制定，他曾详细地告诉过我。老赵的名字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编的一些东欧文学名著相信大家读过，比如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金人》，包括莫尔的选集，都是他编辑出版的，他是年来社里的，年退休，临退休时，他给了我一大箱子的编余材料，现在都成了“宝贝”。其中有一份材料比较珍贵，是五十年代初制定外国文学出版计划时向全国各位专家征求意见的综合记录，可惜只是北欧、东欧部分。老赵当时对我解释说：文学社的这些编辑专家先拟定了选题计划初稿，然后分寄给全国各地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大家，向他们征求意见，这几页表格记录了他们回馈的意见，我这里念几位名字，有些是读者比较熟悉的：孙大雨、冯至、许宝骙、施蛰存、潘家洵、李霁野、朱光潜、穆木天、范存忠、傅雷、巴金、叶君健、孙用、杨宪益、金灿然等。据一位朋友说，周启明，就是周作人，他的日记里也记述了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年外国文学出版计划，让他提意见。这是可能的，因为当时周启明是文学社的编外译者。文学社的编外译者除了周作人，还有钱稻孙、任起莘、徐公肃和张友松。总之，文学社建设之初就制定了一个全面、长远的外国文学出版计划。到了年，在这个基础上，文学社又制定了一个更庞大的计划《五年出版规划草案》（-）。据说，这个大厚本网上有卖的，居然成了拍卖品。我也有一本，上面还有外文部的第一任老秘书王奎荣的签名。这个计划太过庞大，至今相当一部分都未动工，苏东组的老同志王家骧告诉过我，这个计划是在第二任社长王任叔亲自主持下完成的，当时全国都在大跃进，编辑自然也不例外。各个语种的编辑各负其责，分头翻阅各国文学史，查资料，经常奋战到深夜，有时大家就睡在办公室，社领导也不是每天回家，有问题大家随时可以一起讨论解决。年9月编制完成《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为后来的“网格本”打下了基础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指示中科院文学所（后来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选“三套丛书”，其中一套“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就是我们现在的“网格本”。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成立，接管了这套丛书的工作。起初由外文所牵头，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我社的副总编辑楼适夷、郑效洵和孙绳武都是编委会成员，参与了创建之初的全部过程。后来上海方面也参与进来，就是现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张福生与楼适夷（右）合影年7月，经过两年的工作，编委会才确定了“网格本”编选计划，共种，还列了8种备选作品，我手里现在拿的就是当时外文所印制的计划，上面还有“内部材料，请勿外传”的字样。张福生展示社科院外文所制定的种的编选计划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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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包文棣冯至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罗大冈金克木郑效洵季羡林闻家驷钱学熙钱锺书楼适夷蒯斯曛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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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巴金戈宝权叶水夫包文棣卢永福冯至田德望叶麟鎏朱光潜朱虹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张羽陈冰夷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陈燊罗大冈金克木郑效洵季羡林姚见骆兆添闻家驷赵家璧秦顺新钱锺书绿原蒋路董衡巽楼适夷蒯斯曛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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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焕生刘文飞任吉生刘建许金龙李永平陈众议肖丽媛吴岳添陆建德赵白生高兴秦顺新聂震宁臧永清
“文革”后于年，“网格本”在三套丛书编委会重新开始工作后，编选工作又重新上马。从年、年、年的简报等资料看，编委会除了保留了“文革”前的人马，还增加了我社的一些老编辑：蒋路、绿原、卢永福、秦顺新，而且还增设了一个工作组，由外文所所长叶水夫先生负责。经过几年的工作，最终确定了“网格本”的种选题。张福生展示种选题的定稿张福生展示“文革”后编委会第一次开会时的合影从现在的选目看，无论是“文革”前的种，还是“文革”后的种，都在我社年制定的“五年计划”中，没有一本超出它的范围。听老同志讲，许多选题几上几下，反反复复，有时争得很厉害，许多时间花在选择某一位作家的哪部作品上。再有，在选定作品的同时，也要将译者定下来，自然是全国筛选，当时有个规定，译者需要二位编委推荐，大家认可，最后才能确定下来。这很关键，甚至可以说决定着作品翻译的成败。依照的原则主要是从作品出发，也就是根据作品的风格和艺术特点，挑选与其译风相近，对此作家有所研究，并具中外文驾驭能力的译者。如此严格的挑选，无疑为后来的编辑工作和保证译文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翻译家照片墙当然，这种在全国范围内，像导演挑选演员似的筛选译者的方法现在是很难做到的了，许多出版社都是“就近”、“就亲”，谁有时间就请谁译。蒋路先生曾对我讲过，中宣部对“三套丛书”一直非常关心，周扬同志曾传过话，如果选中的译者政治上有问题，中宣部可以出面解决。当时选择译者还有个首要的政治条件，周扬同志的这句话等于是为“三套丛书”的工作开了“绿灯”。那时中宣部与“三套丛书”编委会的工作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有了问题及时汇报，也能得到及时解决，重要的会议周扬、林默涵经常参加。编委们在一起工作也非常愉快，尽管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单位，但他们都是老相识，老朋友，有的解放前就熟悉。我查了一下，编委中，除了个别的一二位，大都是我社的译者。外文所的戈宝权，叶水夫、陈冰夷，还有上海的包文棣，与我社的孙绳武、蒋路、许磊然都是解放前上海时代出版社的同事，蒯斯曛、孙家晋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社长、副总编辑。再就是外文所、北京大学的这些专家都与文学社的编辑有着千条万绪的关系。当时外文所所长冯至先生曾是我社外编室负责人。所以大家开起会来无拘无束，可以畅所欲言，争论起问题来也无所顾忌。这对优化确定选题无疑是大有好处的，当时容易引起不同意见的，基本集中在所选作家的哪一部作品上，比如俄苏部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他的哪部作品，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主持人：刚才张福生老师条分缕析地给大家介绍了网络本这套丛书的渊源，尤其是“网格本”的选题，确实经过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全国外国文学专家共同的努力，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么一套非常过硬的书目。下面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书的选题非常重要，但是它的编辑也同样重要，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讲前辈编辑家的一些故事。张福生：相对制定选题计划，编辑出版比较辛苦，首先是制定编辑体例。每套丛书，每套文集选集，都有各自一套编辑体例。这项工作是非常复杂且十分重要。我这里保存了当时“三套丛书”的就有七页，包括书籍、封面、目次、译本序、正文等内容的字体格式等。这个讨论稿改动很多，显然经过了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下来后，再发给每位“网格本”编辑照章执行，包括上海译文社。“网格本”的译者大都是所译作家的研究专家，更是翻译大家。编辑审读这种书稿自然会学到许多东西，但同样要严格按照“三审制”执行。责编要根据原文审读，写出审稿意见，在经复审，终审。问题较多，或比较复杂的还要送社科院编委员会，经有关专家传阅，最后拿出一致意见，退译者修改。我这里有一份绿原先生编辑朱光潜先生译《拉奥孔》的材料。虽然它是“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一种，不属于“网格本”，但这两套丛书当时的发稿程序和处理过程是一样的，反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社科院外文所“三套丛书”编委会的工作关系。张福生展示绿原先生编辑朱光潜先生译《拉奥孔》的材料第一份材料是作为编委会召集人戈宝权先生写给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也是编委会成员的郑效洵先生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朱光潜先生的译文《拉奥孔》经钱锺书、蔡仪、冯至等先生审阅，他自己也根据俄译本审核过部分段落，钱钟书先生还写了书面意见。现送交人文社编辑发稿，落款时间是年6月25日。第二份材料是作为责任编辑的绿原先生在审读完译稿后写的四份材料，即审读意见：关于《拉奥孔》译文情况及处理意见（3页），《拉奥孔》译文商榷意见（16页），《拉奥孔》译文补充意见（11页），《拉奥孔》附录《莱辛绘尼柯来的信》意见（3页）。时间是年9月11日。就在这间办公室，绿原先生看到这几份他四十年前写的审稿意见，很是激动。他告诉我，他当时写完这些材料，交上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并不知道朱光潜先生在上面的批语，更不知道还有戈宝权先生的这封信。年他出狱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编辑编辑的第一部书稿，就是这部《拉奥孔》。说来也巧，我年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校对科工作时，校对的第一部书稿校样，也是这部《拉奥孔》。张福生展示一份没有署名的审稿意见，疑为钱锺书先生用钢笔所写还有一份审稿意见，没有时间，也没有撰写人的落款签名，我请绿原先生看这些材料，主要是想让他根据字迹鉴别这份审稿意见的执笔人。我从写的内容和笔迹上看，认为是钱锺书先生所写。绿原先生对我这个问题并没在意，眼睛一直盯在他自己写的那些材料上，但对朱光潜先生批改的字迹，我们俩都是一致认同，显然这些材料朱先生都是认真看过，朱先生有些地方批了“照改”，有些地方批了“不改”，在第一页上写了一句话：“绝大部分照改，有几条没改，注明了理由。”最后一份是作为当时我社欧美组组长水建馥写的意见，应算作复审意见。时间落款是年2月26日。待《拉奥孔》出版与读者见面，已是“文革”后的年8月了。作为一名后来的编辑，为了学习如何写审读报告，我反复研读过绿原先生写的这些审稿意见，深知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同时，我也计算了一下，这样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书稿，除了译者朱光潜，责编绿原，前后为此付出劳动的还有冯至、戈宝权、蔡仪、钱锺书、郑效洵、孙绳武、水建馥等数位外国文学研究大家，足见“三套丛书”，包括“网格本”的书稿编辑是多么的认真、严肃和辛苦。“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我入编辑这一行时，我的师傅，蒋路先生就告诉过我，看稿子，不认名头认译文。蒋路先生是我近三十年的师傅，他做了半生的编辑工作，不仅是“网格本”《怎么办？》的译者，也是文学社“三套丛书”的总工程师，每本都经过他的手，都注有他的心血。蒋路（蒋路之子蒋艾摄）记得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蒋先生交给我一部译稿，我见上面有封信，是译者写给社长韦君宜的，称韦老太“小韦”，来头不小。蒋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按规定对照原文看一万字，如实写审稿意见。那部稿子问题很多，退掉了。还有一件事，编《易卜生文集》的时候，好像是年，有一天，挪威使馆打电话请我过去一趟。他们告诉我说，有人反映潘家洵先生的译文有问题，我回来之后，找出潘先生译的《玩偶之家》，请绿原先生用德文校，请黄爱先生用英文校，我用俄文校，我们三人校完后，一致认为潘先生的译文是准确的。一般来说，译文是禁不住多种语言版本勘校的，我给挪威使馆写了报告，证明潘的译文属上乘译作。后来我到挪威访问时，在奥斯陆大学见到了这位提意见的人。此人叫白沙，台湾人，在奥斯陆大学当教授。后来我还请挪威使馆将8卷《易卜生文集》的后4卷译文稿送到挪威去，请有关专家审定，挪威有些汉文家，稿子退回来时，挪方对译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要给潘家洵先生等译者树碑立传。“网格本”的封面设计也是一些读者感兴趣的问题。这次来前，我特意请教了美编室已退休的老前辈李吉庆先生。他告诉我，最初是请著名装帧设计家曹辛之先生设计，但他的设计样稿在美编室没有通过，便请了当时的美编邵守颜同志设计，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网格本”。没想到，这种朴素无华的简洁设计，竟得到了读者如此的喜爱，以致忘记了它原本的名字：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主持人：谢谢张老师，张老师刚才又给我们讲了一下老辈的编辑家们怎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对待书稿，从这也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张老师也亲身参与了“网格本”这套丛书几种图书的编辑工作，其中包括《卡勒瓦拉》《契诃夫小说选》《安徒生童话故事选》，我们请张老师讲讲他在具体编辑这几本“网格本”图书的时候和翻译家们的一些合作交往的故事。张福生：我参加“网格本”的工作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文革”以前的这些事全是老同志告诉我的。图片来源：孔夫子网我编的第一本是芬兰史诗《卡勒瓦拉》，译者孙用。孙用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也是翻译家，他翻译过许多东欧的作品，还得过匈牙利政府授予的勋章。孙用先生特别认真，他翻译的《卡勒瓦拉》原稿用的是字的大稿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通篇几乎没有涂改的地方，两大厚摞，分装了几大本，每本都用厚纸做了封底封面，用线订成，像我们现在见到的线装本。这部稿子是副总编辑孙绳武先生交我的。孙用先生是我社的老编辑，孙绳武先生要我看这部稿子就是让我向老前辈学习，我审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些地名，人名、神名与地图、百科或新华社印发的北欧各语种的译音表不很一致，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孙绳武先生同意我的意见，要我将需要改正的地方夹上小字条，并另抄在纸上，写封信给孙用先生。那时没有电脑，改这些人名地名很容易遗漏，孙用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将稿子要了回去，他要亲自改，其实这个工作我是可以做的，可见他认真的程度。我和孙用先生在食堂见过一面，他个子很高，散发着一种儒雅的气质，对我这样的晚辈也十分客气。记得有感于孙用先生这部书稿抄得十分认真，字也很漂亮工整，而且没有多少涂改的地方，我建议复审孙绳武先生“保留此稿”，孙老签了字。当时有孙绳武副总编辑这样的签字，总编辑室会存入档案，但后来我再想看看这部稿子时，却不见了。图片来源：孔夫子网我编的第二本是汝龙先生译的《契诃夫小说选》，也是上下两册。汝龙先生翻译契诃夫最早用的是加尼特的英译本，这次收入“网格本”全部根据俄文本校订一遍。领导交给我时，并没有给我规定时间。我们那时一年的工作量是60万字。我对契诃夫也很喜欢，由于他的文字浅显易懂，句子多为短句，也很少用生僻的字词，我在学校的时候，也译过几篇，这次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每一篇都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看了，收获很大。我将看后的意见汇总后，寄给了汝龙先生。当然这些意见是经过组长冯南江和蒋路先生阅后确定下来的。几天后，汝龙先生回了电话，老人家很谦虚，但十分认真，问了几处我修改意见的出处，问得很详细，甚至问到出自哪本辞典。记得为此我又写了几页寄给他，好像还从几本辞典上复印了几页。后来我去他家，发现他没有我用的那几本辞典。汝龙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对待你每一处改动，都会刨根问底，十分“较真儿”。这并不是他不愿接受你的意见，而是要弄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改，根据什么。发稿后，他还送了我一本签名的《复活》，表示认可我的工作。听他的儿子说，汝龙先生不轻易送别人签名的书。有一件事令我十分遗憾，汝龙先生用了大半辈子译契诃夫，我特别希望他自己为这本《契诃夫小说选》写序。他也非常高兴，痛快地答应了，但迟迟交不来，我几次打电话、写信催问，最后也没有写来，只能请了上海的朱逸森先生写。汝龙先生去世后，有一次我向汝龙先生的夫人文颖老师抱怨，说为等汝龙先生这篇序，我推迟了半年发稿。文颖老师告诉我，汝龙先生一直在写这篇序，她几次在汝龙的纸篓里发现撕碎的序言草稿。我想，汝龙先生翻译了契诃夫几乎所有的作品，对契诃夫的研究，在国内是没有几个人可比的，此外，听文颖老师讲他早年还和丽尼、巴金一起从事过散文写作，写这样一篇序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但为什么最终也没有写出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对契诃夫的认识太过深刻，对自己写的东西总是不满意。就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满意的东西，是不会拿出来的，汝龙先生的“认真”不是我们常人理解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认真。翻译家汝龙（—）前几年，在重新编辑汝龙先生根据加尼特的英译本翻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二十七本小册子《契诃夫小说选》时，发现了汝龙先生几篇论述契诃夫的文章，觉得十分珍贵，便精选出数篇放入第一册和第二十七册中，也算是对上述遗憾的一种弥补。再一个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就是汝龙先生逝世时，我没能参加他的追悼仪式。我当时在苏联文学出版社做实习编辑，回来后，我记得很清楚，孙绳武先生叫我到他家，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汝龙先生的生平、几篇文章和一张他晚年的照片，这张照片我至今珍藏着。图片来源：孔夫子网第三本是叶君健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这本书我社从年起，印过4版，这次收入“网格本”，根据领导的要求，认真地审读一遍。安徒生童话我们这一代人自小就非常熟悉，为了避免无趣，我找来了俄译本一篇篇对照学习，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汇到一张纸上，带着改稿到他家商榷讨教。一开始，叶老很是不屑，认为出版了几十年的东西不会有问题，于是我便逐条逐句地对他讲，见到几处逻辑性的问题后，老人家开始有了疑惑，口气也缓和多了，他找来了英译本，好像发现了问题，又翻出丹麦文本，仔细对照。这套丹麦文版的《安徒生文集》是丹麦女王送给叶老的礼物，很是精美。由于满屋子铺满了书，原本收拾得很干净的客厅有点“乌烟瘴气”，使得一直陪在一旁的叶先生夫人苑茵老师很不高兴，埋怨我不该这么折腾叶老。而叶老却越来越认真，一会儿看英译本，一会看丹麦文本，最后他要我留下改稿和记录问题的字条，等他电话告知再去他家取稿。好像等了很长时间，我再去叶老家取稿时，发现除了我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叶老注意到了，还有许多地方叶老也做了订正和修改。我与叶老，如果从翻译出版方面讲，应该属于隔代人，中间有五六十年代入行的一代，但只要你提出的问题对提高译文质量有帮助，他同样也会欣然接受，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叶君健先生其实，我与叶老八十年代末在东湖宾馆开丹麦文学讨论会时就相识了。后来我社又编一套北欧文学丛书，他是北欧文学专家，常有些问题请教他，自从这次编稿后，我们的关系又拉近了些。他也常打电话来，问一些出版方面的问题，比如版权、稿费等。进入九十年代，我国加入了伯尔尼公约，有许多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学习，还有，那几年新成立了许多出版社，叶老也不熟悉。叶老对我个人的帮助是很大的，漓江出版社约我翻译诺贝尔丛书中冰岛作家拉克斯奈斯的《萨尔卡·瓦尔卡》，他得知后很高兴，约我到他家谈这位作家的特点，介绍这位我十分陌生的作家，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给我，对我翻译这本书有很大的帮助。前几万字我请他从翻译风格上“把脉”，他提了很好的建议。这位冰岛作家来中国访问时，是叶老一直陪同他，叶老告诉我，这位作家去了一趟雍和宫，要求再去一次。他对藏文化很着迷，做了许多笔记，都是他极想弄明白的。叶老和他的老伴苑茵老师去世后，我依然同叶家保持着联系。有一天，叶老的二儿子叶念伦打电话叫我去看他新发现的“宝贝”。我去了一看，是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手稿和一些书信，还有当年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原始记录，记得有朱光潜、钱锺书、乔冠华等英语大家的试译原迹，当年作为《中国文学》的主编，叶老主持了毛主席诗词的英译翻译工作，叶老保存了详尽的原始记录，是极其珍贵的史料。念伦告诉我，这是他新近装修房子时发现的，以前从未见过。更为“宝贝”的是箱底一块用外印厂大张校样糊成的大牌子，上面写着：“老国民党、老洋奴、反动权威叶君健”，名字上还有个大红叉。显然，这是叶老挨斗时挂在脖子上的原物。我不禁拿过来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让同来的保民同志给我照张像。念伦见了说：“我爸当年挨斗时，绝不是你这种表情”。主持人：谢谢张老师又给我们讲了非常精彩的他和几位翻译家，孙用先生，汝龙先生，叶君健先生，在图书编辑工作中非常感人的故事，确实是编辑和翻译家在工作中能成为亦师亦友的非常友好的伙伴关系，读者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后台留言，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张福生老师，也感谢各位读者朋友的耐心倾听，谢谢大家，再见。视频回放致敬网格本！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首发啦！半生网格本，归来仍少年长按识别图中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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