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路上的杭州国画院美术馆正对西湖，前身是建于清末的抱青别墅。这幢顶着14个拱券的二层骑楼建筑颇似殿堂，承载过灯红酒绿，也见证过风雨如晦。如今，80岁的画家王振尧在这里举办“水乡田园”展览，他在开幕式上的几句话，令人颇有感触。
“十八岁，南山路，我仰望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远在天边；八十岁，北山路，杭州国画院举办个展，近在眼前。”
王振尧喜爱美术，自学成才，报考美院时因家庭出身而落榜，从此引以为终身憾事。这段经历也出现在他前几年出版的画册文字中，可以想见这对于老人一生的影响。是的，如果考上美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便可以受到潘天寿、吴茀之、陆俨少、陆维钊、方增先、周昌谷这些响当当的名家的亲炙，毕业后被分配到高校、文化馆、出版社、工美研究所这类机构，可以名正言顺从事绘画创作，当一名美术工作者——哪怕是绘画那些“文革”中的主旋律的题材，也可以在他喜爱的人物画领域再进一步，以他的高寿，或许能成为“浙派”的又一耆宿。杭州国画院副院长蔡栋说，金鉴才先生（中国美院博导、杭州国画院院长）曾问王振尧，你是哪一年美院毕业的？或许在外人看来，美院颇有“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的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哪怕时到今日，收到美院录取通知书的学子，都明白其中的意义——获得了“即将成为艺术家”的社会认可与自我期待。而没有这种社会认可与自我期待，一般人是很难坚持绘画下去的。年轻时的王振尧面貌俊朗，性情和善，处在说方言的绍兴乡间却能说得一口很好的普通话，据说妻子当年是顶着压力嫁给他的。以他的天赋、才情与形象，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大画家、社会活动家。但直到现在，他还是乡村一介布衣。
“父亲说，一个钱不值，画什么呢？”
这话来自六十年代的农村。农村只要修理地球的好把式，不需要画家。那些风花雪月、早露夕阳，其审美意义要等大家吃饱了饭，念够了书，才能定定神来欣赏。父亲，一个乡绅，已经被整怕了，看到纸和笔恐怕就会联想到“交代材料”，拿起手边一张纸可能都要反复掂量几遍，生怕又是什么“罪状材料”。王振尧在乡土社会里是没有同温层的，甚至得不到家庭的支持。日常的生活那么艰难，足够让人麻木。你看，水灵的浙江女知青，到了北大荒，严酷的生活会摧折她们，教条与准则会规训她们，最终回到故乡已然佝偻了身子，粗糙了面皮。底层的农民只会顾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会有什么起色。及至改革开放了，“文学热”没多久又赶上了市场化起来了，画值钱了，但依旧与他无缘。他没有什么名头，艺术圈也有“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的马太效应——半个世纪，几多沧桑。
“但是我，画到了现在。”
王振尧说出这句话时，有辛酸，也有自负！他在为自己画画。花生、白菜、茄子、毛豆……当看到这些水灵灵的作品，你就知道，王振尧是动情的，绘画也一直在帮助他涵养真性情。他的画面，有精心经营，但落笔又松动舒畅。题材不用找，每日穿着水靴下地就能见到，他把充满劳苦的“农村”，画成了溢满诗情的“水乡田园”。这是真正的原生的作品，一点不虚浮——王维写田园诗，但他的田园诗是披着丝绵袍子看着农民劳作时写的。齐白石也出身农家，也画瓜果，作品天真烂漫，但这天真烂漫很大程度上源自手头工夫，只要他愿意，轻松就能把我们糊弄得感动不已——而王振尧则是有知识分子气息的真诚，能看出作品中在“守”着什么，在我看来，他承继了传统乡土文士不激不厉的朴拙与优雅。比如，他看着城市的扩张，有感于鲁迅笔下《社戏》的场景不再，而发出“我不画社戏，谁画？！”的问句，连续创作了五十幅《社戏》，自然让人想到了史书中记录的“天命”观。他最爱画竹子，将竹子作为自己的圣物、图腾。他的墨竹也入展了前些年赫赫有名的“千载清风”展，与文同、柯九思、倪瓒、王绂、夏昶、文徵明、陈淳、徐渭的作品同期在杭城展出。今次，他又将一幅墨竹送给杭州国画院馆藏。当六尺整张的卷轴在仪式上缓缓展开时，那纷披的竹叶，劲拔的竹枝，让我们看到了人格的力量。
94岁的中国美院老教授朱颖人特意从良渚来到展览现场，受邀宣布展览开幕之前，他说：“我与王振尧是老朋友也是新朋友。（这些作品）我感觉到精美，没有进入美院校园内学画的人，能画成这样，我是很敬佩的。这个给我的联想是，喜欢画画的人，只要用心只要专心画下去，一定有成就的。”朱颖人是一位口碑极好的老教授，当年，他为了让年轻教师尽快进入编制而提早办理了退休，当他弟子和再传弟子辈都在市场中获得名声、地位与金钱，购豪车买豪宅时，他还蜗居在一间简陋的教师宿舍里。他与王振尧三年前相识，一见如故。西湖边长谈还不够，又去了王振尧的绍兴村居中叙谈，聊天内容也很纯粹——画。
开幕活动结束，朱颖人和蔼笑着，轻轻举起右手告别，随后缓缓侧身，在家人搀扶下拄杖离开。王振尧在原地目送。北山路上有风，木叶摇落，轻轻划过眼帘——
时光，你可慢些啊。（徐显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