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队进球了！德国队3比2领先！我就是个疯子！我就是个狂人！”
年7月4日，从瑞士首都伯尔尼的范可多夫体育场之中，传来了这样一句至今被德国人奉为经典的疯狂呼号。这是德国足球解说员赫尔伯特·齐默尔曼的声音，在彼时彼刻，联邦德国足球队以3:2的比分领先了匈牙利足球队——在十几天前的小组赛中，同样是这两支队伍，匈牙利人曾以8:3将德国人打回原形。而就在几十分钟以前，匈牙利还曾以2:0领先于德国——总之，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比赛毫无悬念的时候，德国人却缔造了“伯尔尼的奇迹”。
不久，终场哨音吹响，赫尔伯特·齐默尔曼再次以疯子一样的激情告诉家乡的德国人：
“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德国是冠军！德国是冠军！！！”
齐默尔曼可能不会知道，他的这句“德国是冠军”具有何种意义。
如果我们把时光倒转十几年，赫尔伯特·齐默尔曼就不是一个体育评论员，而是德国国防军第14装甲师第36装甲团的坦克兵上尉，“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他是困守库尔兰战区并最后投降的那一批德国人；同样，在场下踢球的联邦德国国家队队长弗里茨·瓦尔特，则是一名德国国防军步兵（这个瓦尔特擅长于雨战，因此比赛中的下雨天往往被德国人戏称为“demFritzseinWetter”，即“弗里茨·瓦尔特天气”，有趣的是，在二战中的东欧国家，人们习惯把艳阳天叫做“希特勒天气”，因为德国的俯冲轰炸机在此时总是能够横行天际）——如果此时此刻发生了“伯尔尼的奇迹”，那么可以想象，戈培尔、里芬斯塔尔这类宣传大家们，一定又会将此演变成为火炬下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盛宴——就如同南非世界杯上，某个国家的足球队中，主教练叫嚣要用某某思想赢得足球胜利一样（可惜的是，现代足球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我们也因此失去了欣赏这一表演的乐趣）。
但是，年的德国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环境之中，因此世界杯给这个国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百味陈杂——经历了那个“辉煌年代”的德国人，可能对任何被誉为“奇迹”的丰功伟绩都不陌生，因为在元首的“正确领导”下，德国人民不知疲倦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并最终葬送了一个时代以及一代人。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滥觞过去之后，德国人有的死不悔改，有的茫然迷失，有的心灰意冷，有的自怨自艾。在这样的时刻，伯尔尼传来的这句“德国是冠军”，终于可以让所有人快乐起来，而且这种快乐，终于可以不用嫁接给某个民族的优越性、某个领袖的光荣伟大、某种人民的卓越品质，而仅仅是单纯的快乐、由衷的快乐，人们发现：快乐——可以很简单。
但真的那么简单吗？也许也并非如此。
在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的经典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之中，“伯尔尼的奇迹”却代表了某种令人无法释怀的痛苦：玛利亚·布劳恩是一个仅仅享受了半天一夜婚姻生活的德国少女，她的丈夫赫尔曼在牧师刚刚签订婚姻证明之后就开上了东线战场，从此杳无音息。玛利亚·布劳恩自此天天背着印有丈夫照片的纸牌子游弋于火车站台，希望能够看到丈夫归来的身影。当希望被漫漫的时间泯灭的时候，布劳恩终于扔掉了对婚姻的期冀以及温馨的回忆，开始勾引美国军官，并向富豪出卖肉体，以此谋生。就这样，一个德国女子的生活不可救药地扭曲变形，炮弹虽然已经不会成为生命的威胁，但她的生活却完全被战争所毁灭，婚姻、性、爱情、忠诚、伦理统统变成了毒药，杀死了布劳恩的憧憬与希望。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布劳恩手中的香烟引爆了煤气（很多电影评论认为这是自杀），炸毁了一切。
值得回味的是，法斯宾德的最后一个镜头对着烈火熊熊的别墅，画外音却是收音机里赫尔伯特·齐默尔曼的呐喊：
“德国是冠军！德国是冠军！！！”
坦率的说，《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的这个结尾十足“左派”，法斯宾德显然是在借此批判某种国家主义。他大概认为，“德国是冠军”所给德国人带来的骄傲和自豪，似乎就是与“德意志高于一切”一脉相承的东西。正是它们给了玛利亚·布劳恩废墟上的婚礼（影片开头）以及废墟上的“葬礼”（影片结尾），而德国人的荣耀，从来都给别人以及他们自己带来成倍于此的苦难。
法斯宾德的态度并不令人奇怪，德国人完全有权力、资格和义务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表现出反感与警惕。就在这部《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妇女说道：
“（他死之后）为了安慰我，他们（纳粹政府）寄了一幅画给我。画中是一个漂在海面上的花圈（这个女人的丈夫在德国海军中殉职），上面写着：他们今天的死，是为了德国明天的存在。想想看，他们为德国明天的存在而死，所以他死了。他们给我一张大海的照片，他却死在冰窟窿里。”
这个德国妇女并没有评价“他们今天的死，是为了德国明天的存在”是否合理，但是看看“昨天德国”的所作所为，以及此时“德国的今天”，任何人都会在这段平静的台词之中嗅出残忍、荒谬和暴虐，并发出质疑：爱国主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因此，难怪法斯宾德会在影片结尾把“伯尔尼的奇迹”演绎成如此可怕的面貌，并能够得到诸多共鸣，也难怪他把艾德诺、艾哈德、威辛格、施密特等德国战后政要的照片放在影片结束字幕之前，好像这些致力于德国战后重建与重新武装的政治家同样值得人们的批判——法斯宾德在此时似乎成了德国的伏契克，他在说“你们要警惕啊！”
在年7月4日，有谁会想到齐默尔曼的这句颇为无害的欢呼，能够有如此恐怖的功效呢？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证明伯尔尼的奇迹并不是吞并苏台德、莱茵区以及成功举办年奥运会这样的“奇迹”。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德国人也没有再次喝下民族主义的迷魂汤，在年，另外一名德国导演容克·沃特曼拍摄了另一部影片，名字就叫做《伯尔尼的奇迹》。
沃特曼的《伯尔尼的奇迹》显然不是《奥林匹亚》，更不是《意志的胜利》（虽然这三部影片都涉及到了坚忍不拔、顽强拼搏这类“德意志民族的优良传统”），而是讲述了一个战败民族从体育精神之中寻得自尊自信，进而去发现、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同样是破败的街巷、废墟，同样是从苏联战俘营归来的德国战俘，同样是“伯尔尼的奇迹”，甚至同样是赫尔伯特·齐默尔曼的那一句“德国是冠军”，一切却已经有些不同了：德国人的胜利让儿童得到了快乐，让父亲彰显了父爱，让人民重拾了希望——这种希望，虽与几名德国国防军军人有关，但却再也不是屠杀和灾难，而是和谐与生机。
显然，《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与《伯尔尼的奇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电影。从整体上说，《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在“向后看”，以批判、讽刺去描述德国人的痛苦。而《伯尔尼的奇迹》在“向前看”，用热情而坚定的信念去憧憬美好的未来——二者孰优孰劣，却完全没有可比性。就好比一位哲人所述“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皆为世所用，前者发明飞机，后者发明降落伞”，但是针对“伯尔尼奇迹”所在不同德国电影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我们可以一窥德国人深邃的反思传统，也可以看到新德国的乐观与阳光，前者使其理性，后者令其热情——这也许就是今天的德国民族在西方世界乃至世界村中有些不同、有些相同的原因罢。
关于两部德国电影说了那么多，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它们难以比较，无从分辨优劣（其实如果没有“伯尔尼的奇迹”，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写到这里，我还是很高兴地看到，《伯尔尼的奇迹》才是现实的真实反映，而《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的“伯尔尼结尾”则更多地带有象征主义的政治隐喻——毕竟，假如今天的德国队取得了世界杯冠军（就如同他们在年的瑞士、年的本土、年的意大利所做的那样），任何真正的足球爱好者都会对其表示出由衷的尊敬，因为玛利亚·布劳恩以及其他人的悲剧，将永远不会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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