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ИосифИвановичСилинов
排版/永恒的权利
摘要：
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统一与政治实践层面先后遭遇三次重大危机——由年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背叛国际主义立场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华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苏东剧变引发的第三次危机。本文将比较列宁与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危机与第二次危机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构在现象层面的相似性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阐述。
在提及列宁与阿尔都塞时，我们往往会形成鲜明的刻板印象——列宁一般被同十月革命、俄罗斯内战与铁拳般的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被刻画成一个高度务实而有一定学者气质的铁腕领袖；而阿尔都塞则常常由于法国人的身份被看作诸多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缩影，对理论的创见、对斗争的热情、同“苏东马克思主义”分立的里程碑地位与“五月风暴”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种种片面化、脸谱化的判语被置于阿尔都塞的形象中。但是，在这些刻板印象之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均作为理论家与实干家遭遇了马克思主义危机，并以各自的方式对危机进行了回应，也各自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开创性的成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在当下对两人在马克思主义谱系学与政治实践上的内在联系进行再认识，为目前我们正在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有效的解答。
尽管阿尔都塞在国内一般被视为一个并未过多参与政治事务的学者，但他作为法国共产党的思想家，在政治意识形态与思想问题上长期身处斗争的一线。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被欧洲各国共产党在党内与国内公布后，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治力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斯大林主义在各党内部所创造的凝聚力被秘密报告消灭得荡然无存，而波匈事件使欧洲各国共产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创，使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了“死的恐怖”，也使欧洲各国的其他人将共产党视为“铁幕”彼岸“恐怖统治”的鼓吹者。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共产党内的“人道马克思主义者”将法共的路线从列宁主义拉向“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政治实践而言，所谓“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在书斋中拼凑“马克思学”词句的训祜学家、第二国际的社民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文人炮制的意识形态，尽管在措辞上十分符合小市民的口味，但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意味着放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为“人道主义”向资产阶级政权妥协。正是由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共党内（与其他大部分西欧国家共产党）的崛起，法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分裂为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两支，阿尔都塞也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分裂下从实证主义与唯物主义出发，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斗争性。颇为微妙的是，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有力地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浪潮中捍卫了列宁主义。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各个支脉的发展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法国共产党与其他欧洲国家共产党内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并非完全是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催化所促使的——早在第二国际时期，年由拉萨尔派起草的哥达纲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苏黎世三人团”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攻击，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从19世纪末开始依托修正主义理论对党内权力的篡夺，就使得右翼修正主义在德国夺取了优势，进而瘫痪了作为欧洲工人政党心脏存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法国，为了获得更大政治影响力而加入社会党的激进共和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同样助长了这一进程；而在俄罗斯，司徒卢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与普列汉诺夫的护国主义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威胁，而列宁恰恰主要是在同这两种思潮的斗争中建立了独立的理论观念，并最终创造了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共产党与其他欧洲国家共产党内部的崛起，实质上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道主义”之间有何关系所决定的，它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歪曲并在小资产阶级、小市民与一部分工人阶级中间得到附和的过程。对于这一点，列宁作出了精准毒辣的概括——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浪潮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达到了第一次高峰，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危机的导火索——尽管是修正主义者在各国社民党内夺取权力使欧洲陷入了世界大战的深渊，但其在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使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得不另起炉灶，这直接引起了各国社民党与第二国际的分裂，也创造了怪异的局面——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军团伙同镇压马克思主义立场“肉眼可见”的德国共产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司徒卢威之流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高尔察克沆瀣一气反对苏维埃政权，第二国际分裂出伯尔尼国际与共产国际，三个国际在年的柏林再次坐在谈判桌前却未能冰释前嫌。毫不夸张地说，修正主义摧毁了第二国际，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发展到极致的列宁主义与产生于年的共产国际，正是列宁与其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修正主义浪潮的回击，也正是这一有力的回击，化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危机。
阿尔都塞所面临的第二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危机的回潮，但与第一次危机不同的是，阿尔都塞与法国共产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面对的不仅是来自资产阶级与第二国际继承者的修正主义浪潮，在50年代占据了列宁主义权威地位的苏联共产党也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背弃而重创了法国共产党内部的列宁主义者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因此直接地回到列宁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并不现实，他转而选择依托党内的科学主义派别对列宁与斯大林遗留的理论进行新的阐发，这奠定了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路径。从谱系角度来看，阿尔都塞开创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体系完备的列宁主义与支脉多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整合的尝试，尽管这一尝试因“五月风暴”等一系列西欧国家共产党主导的斗争遭遇失败而缺乏革命实践的检验，也正因此，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阿尔都塞整合列宁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尝试本身的价值一直受到了低估。在中国国内，甚至是阿尔都塞生活的欧洲，他的理论都仅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脉，而非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全新的体系。
与之相应的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遭遇也十分相似——尽管相当多的共产党将列宁主义写进党章与纲领，但列宁主义理论并未切实地在大多数欧美国家共产党的实践中起到字面上的指导作用，这些“第二国际式”的欧洲共产党领导人们在口头上表达对列宁的敬意的同时，以强调人道、改良与政治妥协的“欧洲共产主义”作为各自进行政治活动的指南，这一纲领低估了资产阶级政府对社会改革与改良进行压制与反动的决心与能力，因此最终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各个“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也不得不再次纷纷转向，一部分重新选择列宁主义，一部分选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熟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另一部分同社会党国际的社民主义者合流。尽管有相当多的左翼政党选择将列宁主义写进纲领，但从近年的形势来看，这并不能改变列宁主义受到忽视的局面——正在同拜登争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席位的伯尔尼·桑德斯在美国被视为“极左翼势力”的代言人，而在中国他被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戏称为“桑书记”，但不管是桑德斯的支持者，还是美国各个共产党与左翼政党的党员们，抑或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罕见以列宁主义理论对美国政治版图与桑德斯的竞选活动进行分析的相关言论。这恰恰说明了列宁在死后的尴尬境地——他在苏联与俄罗斯被视为“革命的好爸爸，好祖父”，在东欧国家与美国被妖魔化为“邪恶帝国”的“始皇帝”，在西欧被左翼政党当成故纸堆里需要经常引用的经典作家……由于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的庞杂、列宁本人的复杂，以及激进的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对已经被“驯服”的各国共产党而言难以评价，如何系统地重新发掘他的方法论，进行政治实践，成为了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并且仍然将被长期忽视下去。
当然，仅仅在现象层面论述阿尔都塞与列宁何其相似是并不充分的，这并不能有效地回答为何阿尔都塞对当下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如此重要的问题，那么关键在于什么？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阿尔都塞面临的局势如何同列宁所面临的相似，也并不在于阿尔都塞如何同曾经与列宁主义分立，或者说对立的思潮作斗争，真正的关键在于，阿尔都塞与列宁同样在不同的关键领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他们的成果时至今日都仍然无比珍贵、不可或缺。
阿尔都塞建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初是出于反驳“人道马克思主义者”，捍卫法国共产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正因此他选择了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路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方法。这使得他的理论建构一方面能够避免苏联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的僵化与专断从而保持必要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另一方面又能够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向各色反动势力妥协让步最终丧失革命性与进步性的局面，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全新路径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阿尔都塞成功地通过《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等著作打开了被斯大林主义化的列宁主义，与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所堵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共产党于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人道主义—列宁主义杂糅与法国共产党内来势汹汹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外提供了兼顾科学基本理论与现代市民社会视域下必要开放性的体系，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危机期间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十分遗憾的是，法国共产党已经无法做到发起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的武装斗争，因此即使在席卷全法的“五月风暴”期间也无法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机器，这使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未能得到政治实践的有效检验，是阿尔都塞本人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缺憾，这对于一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几乎是致命的。但是，我们需要坦率地承认，尽管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没能像列宁主义理论一样通过革命斗争的胜利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在政治意义上不可或缺的一极，而“仅仅”是因其理论内涵而格外重要，但它本身一经提出就已经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提供了极富创见与价值的教益。
以其人在国内极富争议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例，阿尔都塞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出发，将意识形态相对独立地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进而提出了“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这一论断是十分重要的，从“想象关系”开始，意识形态在他的理论视域中就从受到现实状况严格规范的“现实在思维层面的映射所建立的系统”变为人作为主体对其自身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种种关系所作的想象建立起的观念。尽管在当下的我们看来这或多或少有些“唯心主义”色彩，毕竟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来临，各国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周边由享有特权的其他阶层建构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不断被危机所造成的现实后果摧垮，它们都开始愈来愈直接地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但即使如此，“想象关系的‘表述’”这一概念同样是十分符合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与地区阶级斗争形势的——以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为例，尽管唐纳德·特朗普在至年的任期中采取了大量明显的错误政策，其在右翼民粹势力与保守主义者中间的支持率仍然十分坚挺，美国的国家机器在这一过程中并未直接向选民灌输对特朗普的个人崇拜，但WASP（拜仁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群体因家庭、宗教与社区的传统价值观而自发地支持特朗普的右转政策。需要注意的是，相当多的WASP群体并不会由于特朗普的政策而直接受益，但对一系列传统价值观的认同使其自发地期待特朗普扩大权力，进而提高其价值观的社会地位。传统意义上完全基于客观的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这一问题上存在着缺陷，但如果将“想象关系的‘表述’”的概念引入这一问题，将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客观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甚至处于其对立面的“想象关系”——它是相对于客观的社会关系存在一定独立性的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个别的个人/社群意识形态、以及由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政治权力结构……等等一系列基于意识形态才能够存在的事物的基石——纳入我们的视域，则问题可以得到相对可行的解答。
但是问题在于，意识形态远远不止是表述这么简单，它是一种对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体验，有着无意识的特点。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与实践向度，因此意识形态天生排斥反思。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决定了群众的动员离不开某种意志、希望或留恋——某种情感，而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也导致被动员的群众不可能把宝贵而有限的精力放在批判与争论——某种内耗上。因此意识形态的这两种向度决定了他是一种基于形象与体验的外在的结构。他可以是伦理，是艺术，是常识，但不能是哲学与科学。对于广大的美国中西部“红脖子”而言，特朗普唤醒了对被社会抛弃的愤怒，对免除贫乏的应许，对那些goodolddays的回忆，以及对迷惘与无助状态的摆脱。特朗普的受众们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身处在上述状态下的民众，他们不需要特地的去进入到衰落的叙事中，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社区里。决定着他们的行为的是切实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某种价值中立的客观真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可以被任意抛弃的东西，一种最终必将被科学与真理替代的东西，而是一种根本上的结构。只要人们还继续生活在现实里，意识形态就会一直伴随着人类与人类社会。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有着相当强大的社会动员和实践指导职能，拒斥了意识形态，就相当于拒斥了群众运动，而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乃至于任何运动来说都是致命的，与无法批判和限制意识形态非科学的特征一样致命
诚然，由于阿尔都塞本人将意识形态视为“想象关系的‘表述’”，进而将其作为相对独立与社会结构的部分，以及其人对具体的个人对社会结构的认知与想象作出了反复的强调，其创立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理论界看来有着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具备怎样的科学基础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仍然以作为“想象关系的‘表述’”的意识形态为例，如果我们审慎地考察尚未被直接纳入社会财富生产与再生产体系的学校，以及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在内）“福利社会”色彩相对浓厚的地区，那么我们将十分明显地发现，由于物质的稀缺性不对人的基本需求与一部分发展需求构成阻碍，直接基于经济基础的政治权力对各个阶层的约束力相对较弱，而对价值观的认同则成为政治生活主要的动力与导向，尽管价值观仍然产生于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但由于价值观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不直接严重地影响各个群体基本的物质生活，而是塑造舆论环境与政治氛围、改变社会与政治权力的行为方式，从而使持对立价值观的群体产生厌恶、反感或畏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现实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人与人的差异不再直接起到塑造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社会成员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与想象（分别对应着认知层面的实然与应然）在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上取代社会关系本身成为了最重要的因素；而意识形态在经济关系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改变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并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因此它的确在社会的公共政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并且，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为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诸多机器提供资金来源的资产阶级与直接行使行政权力的官僚在制度层面相对分立，它的确成为了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并不断地将想象的产物施加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反过来用想象改造现实。
总体而言，我们应当认可阿尔都塞所建立的意识形态理论（而基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与前瞻性，尽管“唯心主义”仍然是我国理论界相当一部分同仁对于阿尔都塞所建立的新体系的评判，但我们需要对此保持开放的态度。首先，阿尔都塞十分明智地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市民社会下政治权力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分立，而这一点（指发达的市民社会，而非资本主义）在我国仍然未能成为现实，但正如同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言，“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而将经济关系、社会形态与政治权力分为相互独立彼此互动的“层级”，尽管在目前的中国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而无法原样照搬地用于社会科学工作，但在相当多的欧洲国家和亚洲发达国家，它已经能够基本毫无障碍地用于考察与解答一系列具体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继续深入地考察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色彩”，我们能够发现阿尔都塞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一面，尽管他是以理论工作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的。苏联共产党官方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完成了由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向机械论与形而上经院哲学的杂糅，却仍然被苏联、华约国家与大部分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称为“唯物主义哲学”，向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宣战是必定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招来“唯心主义”名号的，但这对于解决法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识形态与路线问题、维护马克思主义领导地位是有利的，因此阿尔都塞并未过分地雕琢自己的理论使它更“唯物主义”一些，而是适时地将其推出，利用个人声望与理论总体的正确性稳定了党内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独树一帜的政治家，这一点同列宁是一致的。除此之外，阿尔都塞本人对社会结构的前瞻判断也明显地超越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对于这些国家的理论工作者来说，由于社会生活的缺失而无法理解与认同阿尔都塞的理论是十分正常的，与其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理论界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长久以来的解读是一种路线对立，不如说是各方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所产生的误解。
关于这一点我们仍然需要回顾列宁主义理论的遭遇，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尖锐地批判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与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的极端形势下建立的集中制，但这并未妨碍新生的德国共产党吸收民主集中制的有益部分，最终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在斗争中采纳了民主集中制的大部分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罗莎·卢森堡这样的思想家也有可能犯下片面否定另一种在现实的实践中获得了更大成功的理论的疏忽和错误，那么我们在审视有着其他社会基础与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也同样负有保持开放态度的义务。
对阿尔都塞其人与其两大理论的再认识，尽管尚未大规模地开始，但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必要性，以新的视角对这位通过实际行动先后从修正主义浪潮中保卫马克思与列宁的共产党人及其开创的理论进行评价，对于我们彻底走出苏东剧变引发的马克思主义第三次危机绵延至今的余波必不可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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